「走上街頭」是為何?

 

拜讀吳康民先生的文章《要溝通,不要對抗》(以下簡稱《要文》),該文章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的《明報》論壇版,讀後有感,隨撩上數字,以抒己見。

 

《要文》內容令本人感作者似有意無意間把使得目前政治爭拗升級的責任歸結於民主派人士的一意孤行,本人對此不敢苟同。首先,討論或對話貴符求同存異,縱然參與討論各方各持不同意見,也有機會表達,讓大眾一同來分析,尋求為大眾接受的方案。然而,在香港政制問題的討論上,先有政府遲遲不展開相關討論,繼而有人製造「愛國論述」,硬把那虛渺的標準量化。本人不是說為政者可不愛國,但愛國由誰人去界定呢?再者,「孝順」、「仁愛」等又是不是應列為為政者的標準,為何沒有作相關論述?顯然易見,把「愛國」一詞大造文章的人,只是想把某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的發言機會減少。及後人大釋法,當然我們樂見中央官員到香港和各界人仕討論香港問題,但一切已成定局以後,討論會已儼然成了發佈會了,討論空間已無存。

 

既然民主派的聲音無法在建制以內得到宣洩,他們另闢門徑也是無可口非的。沒有和平的討論,結果有二:一是有人在建制以外另尋出路,上街、示威是也,《要文》中言及南美某國推翻政府的行為,本人相信也源於此理;二是有人選擇噤若寒蟬,有意見也不說,反正說了也沒用,口從心不從,漸漸分化。社會若是這樣,一遇小小問題,內心的矛盾便一湧而至,其破壞力相信不亞於十萬人上街。封絕討論空間,影響之大,豈可忽視。但講到底,這責任在誰呢?

 

其實討論的目的不一定是要說服民主派改變初衷,目的只在於說服市民。這好比一場辯論比賽,正反雙方不是為了使對方改變立場,雙方不斷以理互斥不過是為了說服評判而已。反對普選的人既有其論點,何不討出來互相伸述,看看市民大眾支持哪方。但數月以來,本人未見此發展。誠然,這樣只會增添不滿,無助政府增加威信。

 

另《要文》亦把香港和南美某國比較,本人不認為南美中一些國家元首以軍事力量上台的是民主表現,正因為她們沒有民主,才有戰爭,才有反政府的活動,然而本人無法在文中推敲哪國,更無法加以伸論。香港不是一國,所以人民便不可以爭取更大的政治自由,本人希望吳翁之意不是如此。其實我們不應責怪反政府的人,反應為該地沒有民主而悲哀。

 

當然,民主不是萬應靈丹,民主制度也有其不足之處,如每次選舉費時耗資、政府施政效率減慢、政治爭拗加劇:這正是我們拿來作一同討論的好時機。諸如民主是否適合香港、民主進度如何、民主是否可以解決當前政治問題等,連同選舉方法、議會組成方法等也可討論,所以用時應更多才是。但現在立法會直選比例、立法會中的分組點票、行政長官選舉方法等一切已成定局,討論的意義何在,到最何又不過一篇篇紙上談兵而已。要知道我們的民主不在於立法會由六十席增至一百席。

 

我們更不應把民主視為美國文化霸權的象徵,其實快餐文化、荷里活電影來得更有代表性。雖然美國長以民主大國自居,但她的選舉制度過於繁複和富策略性。雖是一人一票,但也算不上真正民主。況民主概念源於古希臘而非美國。老實說「民主」、「自由」、「人權」已成了現今開放文明的代名詞,而非美國專用。我們反對某人崇洋,是因為其盲目媚外,棄典忘宗。但取外國之長來補己國之短,也被視之為崇洋媚外的話,則有點兒說不通了。硬把支持民主說成「賣國賊」,硬把香港政治問題連上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民族屈辱,只令人感到我們連一丁點容納外國優勢的量度也沒有,這和百多年前晚清的迂腐士大夫有何分別?本人相信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也認同國外有借鏡之處,不然他們不會多次出訪,到歐洲諸國遊說她們撤銷對華的武器輸出限制吧。

 

《要文》以戴卓爾夫人摔了一跤說明堅持沒好後果,豈不是更突顯我國的民族癥結 - 「阿Q 精神」。本人以為鐵娘子不會因為一次意外而改變立場,改變源於討論和對話後,中英雙方互相明白和諒解,這正是顯得討論的重要。

 

《要文》最後希望建立理性討論空間,但可笑的是這空間老早枉死於親中人仕的言論,人大釋法更把之判下無間地獄。我們再說什麼政制改革可以樂觀預期的,不過是另一次民族癥結的體現而已。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家中。

 

 

吳康民先生《要溝通,不要對抗》全文 (200457日明報)

 

在有關 0708 普選問題爭拗連連升級之際,支持泛民主派而言論往往甚激的陳日君主教,突然首訪上海。在此之前,中聯辦官員接見民主派代表馮檢基等,余若薇、梁家傑等晤朱育城,喬曉陽數次來港,都向民主派招手,傳達了要溝通不要對抗的信息。

 

我一向主張應給民主派人士發回鄉證,讓他們了解隔別多年的內地新情況。因為他們在港聽到太多內地的負面消息,而不了解許多新情況新事物。這也難怪,俗語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至理名言也。

 

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溝通長期未能實現。最近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人大常委會表現得願意溝通,也願意聽取民主派的意見。但因為有的人只要高調抗爭,不願理性討論。甚至民主黨的領導人更把「長毛」等慣用的街頭鬥爭,帶到了嚴肅討論的禮賓府。某些資深大律師也著文主張街頭政治。他們相信示威遊行的壓力,以為一如南美洲某些國家的群眾示威,連迫使總統倒台都可以做到。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更不是在美國操控下的南美洲。中國的國情是吃軟不吃硬。和中國當局打交道的外國資深政治家都知道,和中國的談判硬幹注定要失敗。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先堅持對華不平等條約有效論,結果摔了一跤。後來談判理性進行,終於結出和平移交、「一國兩制」之果。

 

中央對香港有決策權,這是「一國」的真髓。要挑戰這一點,肯定沒有結果。我曾多次指出,企圖壓迫中央改變原定政策,只會更糟。所以,理性的溝通和討論,是惟一出路。

 

    現在的政制發展改革空間無疑是比較窄了。但還是可以爭取在有限的空間內加以改進。如果溝通和理性討 論的政治生態就此發展起來,2012年的政制改革走前一大步,還是可以樂觀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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